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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话是邵振嵘医院一个什么主任打来的，她的手机信号非常不好，当时她还在车上，通话若断若续，中间总有几秒钟，夹杂着大量的噪音。那端的声音嗡嗡的，她听了很多遍才听明白，邵振嵘出事了。
从头到尾她只问了一句话：“他在哪里？”
那天的一切她都不记得了，电话里头是怎么回答的，她也不记得了。仿佛一台坏掉的摄像机，除了一晃而过的零乱镜头，一切都变成白花花的空白。她只记得自己疯了一样要回成都，她颠三倒四地讲，也不知道同车的人听懂没有。但司机马上把车停下，他们帮她拦车，一辆一辆的车，从她面前飞驰而过，她什么都不能想，竟然都没有掉眼泪。最后他们拦到一部小货车，驾驶室里挤满了人，全是妇孺，还有人缠着带血的绷带。她丝毫没迟疑就爬到后面货厢里去坐，那位姓孟的志愿者很不放心，匆匆忙忙掏出圆珠笔，把一个号码写在她的掌心：“如果遇上困难，你就打这个电话。他姓李，你就说，是孟和平让你找他的。”
她甚至来不及道谢，货车就已经启动了。那个叫孟和平的志愿者和司机还有他的同伴都站在路边，渐渐从视野中消失。她从来没有觉得时间过得有这么慢，这么慢。货车在蜿蜒的山路上行驶，她坐在车厢里，被颠得东倒西歪，只能双手紧紧攀着那根柱子，是车厢上的栏杆。风吹得一根根头发打在脸上，很疼，而她竟然没有哭。
她一直没有哭。到双流机场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下来。她扑到所有的柜台去问：“有没有去上海的机票？”
所有的人都对她摇头，她一个人一个人地问，所有的人都对她摇头，直问到绝望，可是她都没有哭。航班不正常，除了运输救援人员和物资的航班，所有的航班都是延误，而且目前前往外地的航班都是爆满。她是没有办法回去，她没办法。她绝望地把头抵在柜台上，手心有濡濡的汗意，突然看到掌心那个号码，被那个叫孟和平的人写在她掌心的号码。
不管怎样她都要试一试，可是已经有一个数字模糊得看不见了，她试了两遍才打通电话。她也拿不准是不是，只一鼓作气：“你好，请问是李先生吗？我姓杜，是孟和平让我找你的。”
对方很惊讶，也很客气：“你好，有什么事吗？”
“我要去上海。”她的嗓子已然嘶哑，只是不管不顾，“我在双流机场，今天晚上无论如何，我一定要去上海。”
对方没有犹豫，只问：“几个人？”
她犹如在绝望中看到最后一线曙光：“就我一个。”
“那你在机场待着别动，我让人过去找你。这个手机号码是你的联络号码吗？”
她拼命点头，也不管对方根本看不见，过了半晌才反应过来，连声说：“是的是的。”
电话挂断后，她浑身的力气都像被抽光了似的，整个人摇摇欲坠。她还能记起来给老莫打电话，还没有说话，他已经抢着问：“你到哪儿了？”
“莫副，”她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静下来，“麻烦你另外安排人过来，我不能去一线了，我要回上海。”
“怎么了？”
她说不出来，那个名字，她怎么也说不出来，她拿着电话，全身都在发抖，她怎么都说不出话来。老莫急得在那边嚷嚷，她也听不清楚他在嚷什么，仓促地把电话挂断了，整个人就像虚脱了一样。她不能想，也不能哭，她什么都不能做，她要忍住，她要见着邵振嵘。他没有事，他一定没有事，只是受伤了，只是不小心受伤了，所以被紧急地送回上海。她要去医院见邵振嵘，看看他到底怎么样了，不，不用看她也知道他没事。可是她一定得见到他，一定得见到他她才心安。
她又打给医院那边：“我今天晚上就可以赶回来，麻烦你们一定要照顾振嵘。”不等对方说什么，她就把电话挂了。她都没有哭。老莫打过来好多遍，她也没有接，最后有个十分陌生的号码拨进来，她只怕是医院打来，振嵘的伤势有什么变化，连忙急急地按下接听键。结果是个陌生的男人，问：“杜小姐是吧？是不是你要去上海？你在哪里？”
她忍住所有的眼泪：“我在候机厅一楼入口，东航柜台这边。”
“我看到你了。”身穿制服的男子收起电话，大步向她走近，问她，“你的行李呢？”
“我没有行李。”她只紧紧抓着一个包，里头只是采访用的相机和采访机，她连笔记本电脑都忘在了那辆越野车上。
“请跟我来。”
她不知道自己是怎样熬过飞行中的时间的，每一分，每一秒，都好似被搁在油锅里煎熬。她的心被紧紧地揪着，脑海中仍旧是一片空白。她拼命地安慰自己：我不能想了，我也不要想了，见着邵振嵘就好了，只要见到他，就好了。哪怕他断了胳膊断了腿，她也愿意陪他一辈子，只要他——只要他好好的在那里，就好了。
下飞机的时候，她甚至想，万一他残废了，她马